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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察 | 上海打造科技期刊高地,还有多少路要攀登?

2019/11/9 0:57:02

观察 | 上海打造科技期刊高地,还有多少路要攀登?

“找到对的人做对的事。”上周,来自华东五省一市150余家期刊社近300位编辑人员聚集上海,参加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指导、上海市期刊协会主办的“科技期刊国际化——数字时代的STM与专业出版高级研修班”。上海体育学院《运动与健康科学(英文)》编辑部副主任鲍芳是学员之一,她所在的期刊社创造了一个“奇迹”:创刊不足两年就被《科学引文索引》(SCI)和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》(SSCI)两大国际数据库同时收录;创刊三年便跻身国际一流体育学术期刊行列。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追问成功“秘诀”,鲍芳说:“高质量科技学术期刊的关键在于高质量的稿源,一支高效运作的国际化编委会是杂志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。”

 

作为后来者,必须持续好下去

 

据2015年美国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,SCI收录中国期刊共计174种,其中上海期刊有《细胞研究》《分子细胞生物学报》《分子植物》《中国药理学报》《亚洲男性学杂志》《神经科学通报》《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》《纳微快报》《中国光学快报》《运动与健康科学》《中国化学》《化学学报》《应用数学和力学》《有机化学》《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B辑》《无机材料学报》《数学年刊B辑》《核技术》《红外与毫米波学报》等19种,在全国占比10.92%。在全国百强科技期刊中,上海有12种入选,数量为各省区市之首。

 

尽管发展迅速,但从国际影响力而言,国内科技期刊仍然处于相对孱弱的阶段。“仅从物理学角度而言,中国期刊的影响力还在婴儿期”,此次来沪授课的美国物理协会(APS)期刊编辑部主任丹尼尔·库尔普直言,“中国科学家、研究人员以个体名义的投稿多起来了,但中国期刊作为整体的内容来源,还少之又少。”

 

“语言是一个问题,中国期刊出版者还不太重视这一点。”班齐国际公司总裁,曾任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副总裁、施普林格纽约公司总裁的罗伯特·班齐说,“互联网时代,哪怕一篇论文的摘要是英文,它也更容易被搜索引擎搜索到。中国一些期刊虽然有页面自动翻译功能,但效果不会太好,最理想的是正文和摘要都应该是双语的。”

 

据统计,截止2016年11月,国内共有英文期刊522种,上海英文期刊占全国英文期刊总数9.58%,相对于期刊总数占全国6.04%,上海英文期刊数量高于其他省市区。“无论是语言还是发行平台,都是中国期刊面临的问题,但并非最主要的”,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命科学期刊社总编李党生认为,“关键在于拥有受众必须要看内容的高质量产品。要打造一份强刊,要赢得相应领域科学家群体的认可。中国期刊起步晚、起点低,作为后来者,光‘跑’得好还不行,必须持续得好下去。”

 

“只有在科学家中具有影响力才可能争取到好稿源,有了好稿源才可能发展影响力进而得到科学家们的信任,这是否是个悖论?”对于记者的提问,李党生坦言,这正是中国期刊眼下面临的核心问题,“是正循环还是负循环,就看如何击破这一点。”丹尼尔·库尔普的回答是“要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培育,鼓励编辑人员与学界、科研人员密切接触,要让这种努力‘看得见’。”“在一些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科学领域,一切推进波澜不惊”,罗伯特·班齐说,“对中国期刊来说,新兴学科、分支、部门是新的机遇,当那些新兴前沿学科的研究者发现,有了专门针对他们研究内容的新的载体、新的媒介,而不是要在2000页‘汪洋大海’中打捞他们的论文,他们会感到非常兴奋。”创刊于2012年5月、进步“神速”的《运动与健康科学(英文)》就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英文版体育学术期刊,验证了班齐的说法。

 

跳出影响因子,更注重终端需求

 

“中国科研人员普遍重视期刊的影响因子,如何评价这一点?”李党生说,囿于一些政策因素,中国科学家的确更倾向于向影响因子高的国外期刊投稿,“且不说一些刊物发表论文需要一定审稿费,这之后,如果要阅读参考引用,我们还得把这些论文重新‘买’回来,而这也是国内期刊发展的一大劣势。”

 

“影响因子、出版商的确非常重要,但我认为,中国期刊出版应该更重视与图书馆合作,不止获得订阅数量的报告,还能从用户检索、浏览的行为分析中直接了解到终端需求,及时调整办刊策略。”罗伯特·班齐提到,在他担任施普林格集团一份刊物主编时,每6个月就会收到一份包括用户检索行为、论文阅读下载情况的定量定性分析报告,这也是期刊进入数字化时代的重要变化,不光要收集,还要管理和利用这些信息,“跳出只看影响因子的窠臼,更关注、了解读者的需求和行为方式。”

 

罗伯特·班齐指出,相对于大众出版领域的数字化进程至今磕磕绊绊,科技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,不仅从内容收集、处理到生产、分销已全面数字化,编辑出版流程的国际化也成为现实,“在生物、化学、物理研究领域,科研人员还建立了基于数据库的预出版机制,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布研究成果。”李党生则提出,一些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结果如海量数据、三维影像等必须通过数字化出版才能完整忠实呈现并重新利用,数字化也为新的学科形态、知识发现、文本挖掘提供了可能,“这些都为国内期刊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。”

 

上海有潜力也应该成为出版信息中枢

 

“中国科研发展迅速,出版若能迎头赶上,必将大有作为”,丹尼尔·库尔普笑言,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这种“威胁”。“从科研资金投入来看,美国处于下行趋势,重心正在转向中国、亚洲,中国和亚洲的科研就继续蓬勃发展,当科学家在中国、在亚洲找到合适的研究环境,必将源源不断地生产内容、论文,国际出版巨头已经看到这种机遇。” 罗伯特·班齐说。

 

“中国期刊人很幸福”,当得知上海市教委、上海市新闻出版局2014年起开始实施“上海高校学术期刊质量提升计划”和“高水平高校学术期刊支持计划”,3年投入近千万元扶持资金,丹尼尔和班齐表示,“扶持资金应该针对目前中国期刊发展最薄弱的环节,必须找出弱点在哪里,是缺乏好的分销平台,还是缺少好的内容。可以从与国际平台合作出版开始,慢慢建立独立平台;好内容的关键在于吸引、招募强有力的编辑团队,将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纳入编委会。”

 

“人才是关键”,李党生说,上海要打造科技期刊高地,优势在于软实力、人文环境,而非地理位置。“上海有潜力也应该成为出版信息的中枢”,丹尼尔·库尔普说,“上海应该与国际主流出版商建立关系,从合作办刊开始,发展自己的强刊,耐心等待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”“从产量来看,世界排名前15位的国家和地区贡献了全球90%的科研论文,上海应该瞄准这15个国家和地区,建立密切联系”,罗伯特·班齐建议,“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者协会(STM)每年在法兰克福书展前一天举行年会,中国期刊出版者何不有的放矢地去舞台中心区亮相呢?”